為什麼如此年幼的藏族孩子，要在那樣惡劣的環境下逃亡？我在接受採訪時談到，五十餘年來，藏人絡繹不絕逃亡的原因有：躲避政治迫害、朝拜達賴喇嘛、接受宗教教育和學習藏語。對於佔逃亡者總數的百分之二十的兒童來說，他們逃亡的主要目的，是去印度達蘭莎拉西藏流亡政府的學校讀書。
文化滅亡的焦慮和恐懼
成千上萬的藏族兒童，被送上這條充滿生命危險的逃亡之途，他們的父母在做出這樣一個決定時，要承受著怎樣的心理煎熬？我們為人父母的都可以體會。
記得一九九八年三月，我訪問印度西藏流亡社區達蘭薩拉的新難民接待中心，那裡的工作人員向我介紹說：第一季度從西藏逃來的藏人是七四五個，其中百分之六十是來上學的青少年。有五個孩子在翻越雪山時凍死了，有七、八個要做截肢手術。
當時我流著眼淚詢問：為什麼讓那麼小的孩子翻越雪山？工作人員回答說：「即使大家都知道有危險，還是要把孩子送過來讀書。因為，在西藏有些農區、牧區，學校發不出工資，老師都跑掉了。有的地方還有學上，但孩子也不能學習自己民族的語言和宗教。所以，家長不得不把孩子送過來。」
在訪問達蘭莎拉的兒童村時，我遇見了幾位坐飛機轉道他國前來探望孩子的西藏婦女，她們看起來家境殷實，不像那些孩子失學的貧窮家長，但她們也寧願忍受骨肉分離的痛苦，千方百計地把孩子送到印度來念書。可見，無論貧富，西藏人都已經感受到被「漢化「的危機，他們不顧一切地，要讓自己的孩子繼承本民族文化的命根子——語言和宗教。現任《西藏通訊》雜誌編輯的達瓦才仁，就曾是一個不識藏文的藏族孩子。在一次接受記者採訪時，他說：「民族的滅亡不一定就是肉體的消滅，在人類歷史上有很多民族滅亡了，但是很少有民族是通過消滅肉體來滅亡的。民族滅亡基本上就是消滅你的語言文字、宗教習慣等等，我們有非常大的焦慮和恐懼感。」
一個美國姑娘看藏語衰落
年輕的美國姑娘施媛珍（Andrea Snavely）原在斯坦福大學讀書，一個偶然的機會，她迷上了西藏，於是她放棄了去意大利留學的機會，去拉薩學起藏語來。在台灣蒙藏委員會舉辦的「二○○六年世界青年關懷西藏—台灣論壇」會議上，施媛珍發言說：「西藏最大的問題是語言，文化傳承要靠語言，語言是文化的中心，沒有語言，一切文化都不存在了。」我趁機向這位坦誠爽朗的美國姑娘瞭解西藏境內的情況。她說：「現在藏區的孩子只能講一點藏語，已經不會寫了。一些藏族年輕人唱藏族音調的流行歌曲，都是用漢語唱的。西藏境內的藏文書籍編得特別差，質量不好，語法不清楚。那裡的學校教的是中國式的藏文，內容是漢族文化，例如語言對話，就像是兩個漢人在對話，很少介紹藏族本身的文化，宗教內容也特別少。中國人在藏語課本裡搞政治宣傳，令人很反感。」
藏語為什麼會面臨如此衰落的危機？毫無疑問，這是由於政治的緣故。在一九五九年之前，西藏人只講藏語這一種語言，有六千餘座寺院以及政府或民間學校承擔教授藏語的任務。一九五九年之後，西藏精英不是被殺就是被迫流亡，中共關閉了藏族寺院，開辦了教授漢語的學校。雖然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後，藏區學校開設雙語課程，但藏語課處於邊緣地位，往往只是點綴而已。
早在一九九二年，西藏著名學者、被中國政府視為「國寶」的東噶‧洛桑成列教授就指出：「藏語雖然被宣佈為政府各部門、各種會議和官方文件中必須使用的第一語言文字，但是，到處都是只使用中文。在這種情況下，西藏人對自己的理想和前途已經失去了自由。」
民族欺壓導致「藏語無用」
已經去世的第十世班禪喇嘛，曾把藏語邊緣化的危機，歸結於共產黨的領導。在一九八八年在北京藏學研究中心第一次工作會議上，他說：「一千三百餘年使用藏語文過的好好的地區，解放後，在共產黨領導下僅僅二十年，藏文竟然完全沒有了。」班禪喇嘛所說的一千三百餘年間，西藏人至少是享有事實上的主權的，那時候藏語作為唯一的官方語言，不但長存永續，而且滋生了燦爛輝煌的文學。
儘管為了緩和民族矛盾，中共當局在西藏制定了自治區的語言文字法規，並申明該法規旨在「保障藏語文的學習、使用和發展」，但在全球化、功利化的時代，藏語在漢族政權的統治之下，在強勢的漢文明的競爭威脅之下，仍然奄奄一息，因為它正在喪失其實用價值。
康區色塔五明佛學院堪布晉美彭措曾在一次講話中指出：「目前在西藏，藏語文沒有任何的價值，即使簡單地發一封信，如果在信封上寫上藏文而不寫漢民族的文字，不僅在其他地方收不到此信，即使在西藏內部也收不到。用藏文發電報的現象更是在各地都見不到。在交通方面，即使你精通藏語文，也無法瞭解汽車出發或抵達時間以及車票上的座位號碼等。在一個縣城和城鎮，如果想要尋找一所醫院或商店，精通藏文在這個時候基本上沒有任何作用，藏語文的使用情況由此可見一斑。」
只會藏語的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即使是購買一些日常用品也無法溝通，更不用說到城裡找一個像樣的工作了。這種「藏語無用」的現實，使一些年輕藏人為了生存而放棄藏語，被迫學習漢語。從表面上看，這是一種功利性的市場選擇，但從深層看，卻是一個帶有民族沙文主義色彩的大漢族，對一個小民族的欺壓所致，這是一種變相的人權剝奪。
北歐語言靠主權保護
西藏民族有六百萬人口，比北歐的丹麥、挪威、芬蘭和冰島等各小國的人口要多。但北歐小國都擁有自己的國家主權，因此能夠透過行政手段和教育體系，讓本國語言作為官方語言來使用。在北歐國家看來，本國的官方語言如同國旗和國徽，是國家主權和尊嚴的象徵。
例如，只有十萬人使用的冰島語，由於它是官方語言，因此沒有消亡的危險。在英語通行的全球化時代，要抵禦強勢語言的大舉入侵，小國語言只能運用國家主權，規定公眾必須使用本國語言，否則該語言就岌岌可危。
移民到瑞典的外國人大都知道，瑞典政府為了讓移民具備必要的瑞典語知識，給新移民提供免費的瑞典語課程。本人就是這類課程的受益者。在瑞典要申請一些正式工作，需要申請者出示通過基礎瑞典文考試的證明，這是通過制度保護本國語言的一種方式。
西藏民族雖然失去了主權，但在名義上，仍然是一個「自治」的民族。在他們居住的高原雪域，藏族是佔總人口的九成以上的主體民族。只有讓這樣一個主體民族獲得真正自治的權利，其博大精深的藏文化，才能通過源遠流長的藏語文，獲得繼承和發展。
真正自治才有語言權
筆者有過幾次訪問瑞士日內瓦的經驗，那裡有的巴士司機不管乘客如何為難，都只肯說法語。這是因為，瑞士作為多官方語言的國家，在語言的使用上採取「地區原則」，即由個人來適應所居住地區的語言需要。
為什麼移居西藏的漢人不必學藏語，而在瑞士一國境內，從德語區遷移到法語區的人，卻必須「入鄉隨俗」地使用當地的法語？這是因為，瑞士的各個郡都享有高度的自主權。那些說德語、法語、意大利語及羅曼許語的瑞士人，其語言權利在各自的地區獲得保障。
對弱勢民族來說，語言權就是要求該民族語言在社會生活中得以使用，藉此延續和發揚本族語言文化的權利。目前，歐洲國家大都將語言平等的精神體現在法律裡。從語言歧視主義走向語言平等，歐洲人走過一條漫長的道路。早在一八九八年，比利時為解決獨尊法語、歧視佛萊明語的語言紛爭，通過了語言平等法案。今天，語言權已經是世界公認的一項基本人權。
正如當今中國憲法所規定的公民權利大都是一紙空文，西藏民族的語言權利也只是停留在紙面上。中共在西藏的統治者是如何看待藏語教育的呢？曾長期擔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的陳奎元公開說：「我們的教育是否取得成果不是看大學、專業學校或中學頒發了多少個畢業證書，歸根結底是要看學生是反對達賴集團的，還是支持達賴集團的。」曾在四川鎮壓藏族活佛阿安扎西的現任公安部長周永康，說得再明白不過了：「在學校中使用藏語文授課，是對政府人力和物力資源的浪費。」
自西方登山者發現逃亡藏人被射殺，人們追問藏族兒童逃亡的原因，我們因此看到，為了不使本民族的語言滅亡，藏族人民付出了慘痛的血淚。他們爭取語言權的抗爭，和他們爭取真正的自治權是一致的，也和我們中國人爭取民主和人權的抗爭息息相關。
二○○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轉自《爭鳴》２００６年１２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