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話

猶記第一個月的學習心情。同學們來自不同年齡層及領域，多是18、9歲來自韓國與台灣的年輕人，剛剛高中畢業，為了在日本唸大學而努力著，也有24、5歲，剛大學畢業或者已工作一段時日，來此找尋更好的未來；當然也有像我這種人生一度迷航，為了把握人生最後一段可能的悠閒學習時光而來。哈哈別以為我是最年長的，本班亦有四十幾歲的建築師，來日休息兼進修。

只是完全的不同背景，會有交集嗎？要聊什麼呢？若是在台語或中國語的語境下，可能話不投機半句多吧。也是在這當中發現，現在這個環境裡，因為語言程度的關係，各自原本的社會脈絡是剝離的，當大家都是幼稚園時，管你是什麼出身，不都是能玩在一起嗎？當專業以及各自的社會脈絡無法在此用語言呈現時，似乎都變成了牙牙學語的嬰孩。

老師們在批改我們的作文時，改正的是語言，思想上除非老師願意，不然並不會有進一步交流；但指導語言下，無意間學生的思想空間也會被壓縮，比如寫作練習時，範本是「當男生或女生，哪個比較好?」當同學們有人要寫「直航興或廢，哪個比較好?」時，竟被老師說「請不要寫這麼難的，像XX誰一樣，寫『頭髮長或短』這種題目比較好」來回應；另一次的作文課是，先訪問鄰座同學，然後練習以第一人稱把訪問結果寫成而自我介紹，某位韓國同學已經把題目定為「我的愛情故事」要動筆了，老師卻以這不是自我介紹而令其重寫。

並不是要說老師蠻橫無理、刻意貶低我們的思想；或許老師是沒把話講清楚，從簡單的寫起是比較好的學習方法。但是這裡透露了語言的指導下，若有意無意地進行限制、引導思想的工作，其實有很大的發揮空間，也不會被人察覺。語言本身不就是一種價值觀？

啊，語言本來就不只是語言呀，語言也包含了思想、意識等不是嗎？

二次大戰終戰初期，國民黨敗逃來台時，禁止使用日文與日語，使得當時許多作家變成無聲的一代，從此變成一個不會寫作的人，把你的語言抽離了、你的社會脈洛、社會地位也一瞬間崩盤，知識份子變成了販夫走卒，無奈地看著有些僅僅會講北京官話而其他專業知識一應俱無的人變成人人尊敬的教師。人們不也這樣戲稱著現在台灣浮濫的美語老師嗎？會講美國話而已其他什麼都不會？！

當然現在是我們自己要出國來學的，情形是不一樣。一開始因為使用的字彙有限等，所以跟老師談話的內容，連自己都覺得像幼稚園及小學生，隨著語彙學習越來越多，各自的社會脈絡逐漸回來了，到現在開始可以跟老師們聊歷史、政治、等社會議題等，才漸漸地能在日本語的環境下呈現「本來的自己」。以前在史書上讀到，那些在日本時代用日文寫作的前輩們，於國民黨禁止用日語寫作後，喪失了文壇的地位、創作的能力的痛苦；現在也許才真得可以理解。

只是在這當頭我又有了新體悟，關於「聽得懂卻不會講」。

這在台灣最常發生在福佬人老一輩「聽得懂北京話卻不會講」，以及外省人、客家人「聽得懂福佬話但不會講」的情況。以前我總不明白聽得懂為什麼不會講？現在的程度剛好卡在這個當口，才有所體悟，對於日文學習的話，聽得懂意味著從台灣話的耳朵已轉變成同時具有日本話的耳朵，既然已經身在這樣的語言環境中，不特別努力的話，早晚也都會講的。問題是，台灣無形的社會默契壟罩著，「你不應該在公共場合講母語，講北京話比較正常」，福佬語族的年輕一輩也許聽得懂阿公阿嬤的話卻不願意講；而想學台語的外省裔朋友，也因此喪失好機會，因為他的福佬人的朋友、客家人的朋友都不講了，他哪有機會學習、練習？

近來炒作的豬哥亮復出的新聞，讓人想起一些事。在中國政府還沒全面控著台灣人的腦袋和言語時，無論你是外省或客家，要搞綜藝節目，歹勢請學台語，不是什麼「大福佬沙文主義」，也沒人叫你非學不可，沒辦法啊，85%的福佬語人口啊。但如今卻倒果為因而似是而非了，先禁止你使用母語，並迫眾人轉而使用中國話，變成中國話的世界後，再跟你說你看台語就是不登大雅之堂、沒競爭力所以沒有人要用了阿；沒有經歷這個過程的年輕人，也許似懂非懂地接受這樣的觀念；即使這當中有些比較敏感的人察覺，父母、長輩之間以福佬語、客語、原住民諸族語溝通，但轉頭卻以七零八落的中國話與自己對話？

60年間，被壓迫的人民從事政治、社會議題的反抗運動，在體制的威脅下好不容易爭取了些微的「平反空間」。投入國家資源，幫助語言重建等，變得有點可能性，但沒有歷史觀的島嶼，卻繼續被體制操弄著，「講母語壓迫了別人的空間」被這麼說著。而當強制的公權力，令小學生講母語就要被罰錢掛狗牌，那又如何？

因為政治力而消失的各族母語，雖還有人使用，但因為沒有文字的承認、因為被隱然形成的「社會共識」嫌棄著而奄奄一息，但「急救」竟被說成是壓迫到他人？

聽得懂後，會不會講不只是時間長短的問題，還被社會主流意識操控著呢，即使僅僅認得一些英文單字，也刻意(盡力?)地要在中文會話中插入；但一樣的態度並不會放在早被邊緣化的母語上。